写作的人，总是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。题材、市场等等，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，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写作者的选择，稍有不慎，便极可能顾此失彼，走进创作的误区，进而表现出人性的缺陷。
在题材的诱惑、在市场的诱惑面前，把握自己，每个写作者实在应该时时警觉。在这一点上，传记类作品的写作，恐怕最令作者迟疑、困惑、棘手。
写传记，主人公的一切当然都在作者的视野之内，要真实、完整地写出一个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的一生，就不能回避他生活中的原生状态。于是，对传主隐私的发现，常常会令作者兴奋不已。在隐私的天地里，传主的性格有可能更为真实地呈现出来。有时甚至一段两段隐私的揭示，足以推翻业已形成的关于该人物的定论。
毫不奇怪，侧重于写传主隐私的传记，近些年在国外传记创作领域一时成为热点。王尔德的同性恋，在最初的传记中，是隐约不谈的，但在后来的多部传记中，便成了必不可少的章节。今年在日本，一部纪实类小说《三岛由纪夫———剑与寒红》，极为翔实地披露了三岛由纪夫的同性恋秘史，大大动摇着只字不提这一情况的原有传记。冷静地说，这种对传主私生活的揭示，还不能说是哗众取宠。因为，随着社会对同性恋现象的承认，谈论这一话题的时机已相应成熟。在王尔德、三岛由纪夫的一生中，同性恋情结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和创作，如果回避这一主题，对他们作品的理解，对他们创作动机的理解，必然会有所局限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在传记写作上，传主的一切都是可以表现出来的，对于传记作者，没有什么“隐私”可言。
可是，传记毕竟不是写隐私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当隐私的公开，有可能对传主乃至更多有关的人产生超出预料的负面作用时，下笔就不能不慎之又慎了。过去中国的人物传记的一个缺陷，在于不能真实地写出一个历史人物的方方面面，特别是爱情婚姻方面的实情；可是，当有可能了解到和写出这些内容时，一个作者又面临着如何既写出真实又不过于伤害他人的困境。
在这里，写作者的出发点尤为重要。也就是说，你是津津乐道于有幸发现的隐私，肆意渲染，使其迎合于图书市场的需要和具有猎奇心读者的需要；还是将之放在恰当的位置，客观而有节制地描述，以此来挖掘人物心理变化、人生变化的内在原因。
传记作者有评判标准，作品有评判倾向，但绝不是唯一的评判家；传记作者有权利、有责任挖掘传主隐私，却不能不负责任地、肤浅地渲染；传记作者应该冷静、客观、尖锐，却又必须是善意的，宽厚的；传记作者首先应是研究者，思想者，而不是刻意迎合市场的经营者。这样，大概才有可能不至于把眼睛仅仅盯在传主的隐私上，盯在有可能产生轰动效应的细节和场景上。毕竟，传记作者从事的是严肃的写作，他本身具有的素质和人格，将决定一部传记真正的、持久的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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